新华网北京12月28日电(记者徐硙)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28日表决批准《上海合作组织反恐怖主义公约》。  《公约》除序言和约尾外,由37条正文组成,主要内容包括:对《公约》相关术语作了界定,明确了“恐怖主义”和“恐怖主义行为”的内涵和外延,明确了认定“恐怖主义组织”的基本标准;规定了《公约》的适用范围和原则;规定了以属地和属人相结合的原则确定司法管辖权;规定了防范恐怖主义的相关措施;规定了各方应当通过国内立法,将恐怖主义行为、成立涉恐法人机构、公开煽动恐怖主义、招聘和训练人员、参加恐怖组织、资助恐怖主义、协助从事恐怖活动等行为认定为刑事犯罪;规定了各方应当根据国内法原则,通过立法等措施,监控金融交易,防范和打击恐怖主义融资活动;规定了法人作为恐怖犯罪主体的法律责任;规定了引渡、移管和司法协助的适用及程序等;规定了《公约》的争议解决程序和损失赔偿办法;规定了《公约》的生效、加入、修改程序,以及缔约方退出程序等。  2009年6月16日,我国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和上海合作组织其他成员国元首分别代表本国在叶卡捷琳堡签署了《公约》。截至目前,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5国已完成国内生效批准程序,《公约》已于2012年1月14日生效。编辑:

房主在被拆的房屋上寻找被埋的现金。 刘鹏 摄  中新网郑州1月19日电(刘鹏)18日,记者自河南省新郑市公安局获悉,发生在18日清晨的一起强行打砸房屋事件,当地警方已成立专案组展开调查。据当事人张际堂反映,18日早间6时许,一伙不明身份人员将他和爱人及儿子赤身裸体控制后,房屋在短时间内被强行推倒砸毁。新郑市警方对此表示,已成立专案组,具体案情正在调查之中。  “这已经是第6次遭到袭击了,此前5次警方都已没有犯罪事实为由不予立案。”18日上午,记者在接到投诉后赶往河南省第二人民医院,见到了正在治疗中的张际堂。他告诉记者,事发地点位于郑州新郑市龙湖镇上一家名为“嘉嘉友”的月饼生产工厂内。该工厂是其弟弟张际彪所办,他和爱人及儿子一直住在厂区办公楼内负责看厂。  “18日早上6点多,我刚刚走到屋外准备方便,突然看到好几十人手持棍棒等工具闯入厂区内,同时赶来的还有两辆大型钩机。见此情景,我赶忙找电话向弟弟张际彪通知其报警,但话还没说完,就被几个人强行架到厂区外马路边的广告牌后,将我牢牢按住。”张际堂告诉记者,由于他常年有裸睡的习惯,被架走时全身赤裸,一直被控制了二十多分钟。  张际堂的爱人陶秋香说,丈夫被控制后,对方几十人砸窗而入,将只穿有一条内裤的她架到屋外,在挣扎的过程中,她被其中一名妇女捂住了嘴,头上还被打了几巴掌。“直到看我冻得不行,对方才让我穿上衣服。张际堂的儿子张振峰称,还未睡醒的他也是赤裸着身子被一伙人强行抬到了厂区一角。  据张际堂透露,在此之前,从去年(2014年)8月份开始,厂区就曾遭遇过5次野蛮打砸。分别发生于2014年的8月14日、8月16日、12月5日、12月11日及今年的1月2日。断电、砸毁设备、推倒房屋是每次必有的事。  “其中去年8月16日那天傍晚,来人将厂区大门唯一出口处堆放了近两米高的生活垃圾,导致数百名员工被困其中。期间,多数员工拨打报警电话求救,但民警来了又走,走后员工继续报警,民警又陆续数次赶来。直至凌晨两点左右,员工才被放行。”张际堂说,近两米高的垃圾在厂门口堵了一个多星期才被清理。由于当时快到中秋节,导致正值旺期的月饼批量生产被迫停止,给企业造成了巨大损失。  张际堂说,“今年1月2号那次更为野蛮。当天早上8点,有大约五六十人气势汹汹地赶到厂区后,先是几名彪形大汉将他和爱人、儿子及两名财务人员强行控制在办公楼内,并抢走身上的手机。一些人明目张胆的抱起办公楼内的电脑、进口喷码机就往外走,另一拨人开始打砸办公室的门、窗、桌椅。屋外的大型钩机也开始肆无忌惮地对厂房、车间进行大面积毁灭性强拆。“后来,儿子张振峰借口对控制他的人说浑身发冷、肚子疼,躲进被子后悄悄用另一个手机向他二叔(张际彪)发短信通知报警。”  企业负责人张际彪向记者介绍,此前遭袭的几个月间,他和家人及员工向当地110报警求救绝对不下百次,警方到现场出警也至少有30次。每次事发都必须反复报警、多次出警后方能暂时平息。特别是垃圾堵门的当晚,以及堵门导致一周多时间内车辆、人员无法进出,数不清打了多少次报警电话。而每次民警赶到现场后,基本都是简单问问情况后转身离开。为此,新郑市警方还下达过一份“不予立案通知书”,告知没有犯罪事实。“就连半月前的1月2号那次,除电脑等设备被搬走外,办公室内还有一万元现金不翼而飞。而事发后的这些天内,我到派出所跑了不知多少趟,也一直没有立案。”  躺在病床上的张际堂说,18日早上,在他被裸身控制在路边的广告牌后,清楚的看到了龙湖镇派出所的警车赶来,但警车却一直停在广告牌外的路上有十几分钟,直到厂区内钩机将房屋推平、打砸人员撤离后,警车才开进厂区。  18日下午,记者联系上了当天的出警民警新郑市公安局龙湖镇派出所副所长申宏伟,申在电话中表示,不存在警车停在路边十几分钟不进现场的情况。申还称,由于张际堂对派出所不信任,不配合调查,在将情况汇报到新郑市公安局后,公安局刑侦大队已成立了专案组,将对此事展开调查。  对于企业为何屡次遭袭,以及为何警方多次出警后仍未有效制止,新郑市公安局龙湖镇派出所教导员孙东亮称,之前的事件经调查后由于构不成案件,所以下达了不予立案通知书。而18号早上发生的打砸事件,公安局刑侦队成立的专案组正在调查。除此之外,孙以有宣传纪律为由拒绝了记者的提问。  张际彪说,近两次企业遭袭后,每次向警方询问进展都会被告知正在受理、依法办理。“直到今天早上厂房被全部推平。”  18日下午,记者在事发现场看到,遭到强拆的这家月饼厂目前已成一片废墟。而张际堂的妻子陶秋香和儿子两人正在试图徒手扒开大片碎砖。他们称,“被砸后卧室内还有现金被埋在了下面”。(完)(原标题:河南一家三口遭裸控后房屋被砸 警方成立专案组(图))编辑:

【最高法去年查处违法法院干警两千余人】记者从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获悉,最高法去年先后9次向全国法院通报54起法院系统违纪违法案件,各级法院共立案查处违纪违法干警2108人,结案处理1937人,移送司法机关处理180人,努力保持人民法院队伍的纯洁性。记者罗沙编辑:

中新网12月22日电 最新一期《学习时报》刊发署名付文科的文章《城乡结合部 “小官大贪”症结何在》。文章指出,基层腐败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土地征迁案件多发易发,窝案串案频发,导致官民对立,诱发群体性事件。  文章称,在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出现了大量的城乡结合部地带,这些地区往往是撤村建居后形成的社区。频见报端的对城乡结合部村社居干部“小官大贪”的查处,刺痛着民众的神经。  据不完全统计,自2013年以来,全国各地公开村干部违纪违法案件171起。其中,涉案金额超过千万元的案件有12起,涉案总金额高达22亿元,平均一起1.83亿元。“小官大贪”腐败主要集中在土地征迁补偿款、村级“三资”的侵占与挪用及经合社10%留用地项目建设等领域。“小官大贪”危害有二:一是它属于“国家、集体与群众利益俱损”的短程恶性循环,极易诱发群体性事件,直接损害党和政府的公信力。二是它会一级一级向上行贿,腐败病毒一层一层向上传染。  文章强调,基层腐败犹如“鼠洞毁屋,蚁穴溃堤”,最可怕的是这种民众眼皮子底下的腐败会严重伤及对党和政府的信心。因此,既要以零容忍的态度对基层干部腐败行为进行穷追猛打,又要加大预防监督力度,更要从制度层面寻求根治之策。  基层腐败存在三个基本特点:土地征迁案件多发易发,窝案串案频发,导致官民对立,诱发群体性事件。由于征地拆迁工作的环节从村一级延伸到区县一级,而且涉及多个职能部门,程序复杂、环节众多,政策保密度高,资金投入量大,因此该领域案件多为窝案串案和连环案,横向与纵向特征都较明显,且有家族化、涉黑暴力化倾向。  对村级“三资”的贪腐,作案手段多元且智能化,更趋隐蔽复杂。群众往往对“小官大贪”腐败现象“有感觉”“有反映”,但“无线索”“无证据”,难以为办案提供有效帮助。如海淀区皇后店村会计陈万寿,在8年时间里挪用1.12亿元土地补偿款。  经合社10%留用地项目建设成为“小官大贪”新的腐败滋生地。留用地项目是当前各个(股份)经济合作社非常重要的建设项目,是关系到集体经济发展壮大以及每个股民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留用地“流金淌银”壮了集体富了百姓,但由于留用地项目的特殊性以及相关政策不完善,加上(股份)经济合作社缺乏项目建设的开发经验和相关专业人员,出现了不少问题。  文章称,城乡结合部的“小官大贪”的本质是“小官大权”,有的村干部俨然是“土皇上”。“小官大贪”的根源是“权力失控”。对于“小官大贪”问题必须引起各级党委政府以及纪检监察机关的高度重视,必须针对已经发生的“小官大贪”的典型案例进行深入剖析,以强有力的制度建设,堵死“小官大贪”之路,构筑防范“小官大贪”的笼子,直到杜绝“小官大贪”。  文章指出,村级“三资”监管制度形同虚设,尤其是资金进出管理程序不规范,导致绝大多数“小官大贪”都与土地征迁补偿款有关。征迁工作信息不透明,使得在协商、谈判等相对隐蔽而又极具“诱惑”的环节易滋生腐败,即村干部在土地征迁过程中获得巨额阶差收益。在土地改变用途以后,国家会有巨额的补偿,这种补偿应该是一部分分到农民头上,另外一部分由集体提留。但在实际工作中,村民代表对集体提留的民主监督机制,基本上是流于形式而无实质监督。  文章称,对村社居基层干部的监管缺乏相应的法律与制度,村干部选举中的贿选、买卖就会难以避免。在城乡结合部形成的社区,实行村民自治,对村干部的监管仅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有相关规定,但规定相对比较原则、抽象。政府监管缺失,地方政府与村委会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缺乏实际有效的监管机制与机构。村干部不是正式国家干部,对其监督存在严重的缺位,导致一些村干部肆意妄为、无法无天。所以,必须要制定出一套适用于村干部不属于党政干部又握有公共权力的特殊身份的管理制度,只有清除了监管死角,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才能消灭贪污腐败的温床。  文章谈及如何治理时强调,要加强村务公开,营造公开透明的土地征迁补偿等环境;通过“三资”管理工作,推广“钱账双代理”制度,加强和完善财务管理及审计制度;加强村民的监督权、话语权,让老百姓更多地参与到村级公共事务当中来;加大基层纪检组织对村干部违纪违法的查处力度,发挥办案的治本功能。(原标题:城乡结合部频现小官大贪 多涉土地征迁有涉黑倾向)编辑:

新华网石家庄1月9日电 (记者齐雷杰、巩志宏)河北省纪委监察厅8日发布消息,唐山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桂东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组织调查。在此之前,唐山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赵山、唐山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范绍慧,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或被法院认定犯罪受到查处。  去年10月,河北省纪检机关公布了唐山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赵山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的消息。12月,河北省人民检察院决定,依法对唐山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赵山(副厅级)涉嫌受贿犯罪决定逮捕。唐山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范绍慧,去年被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  公开资料显示,落马被查的3名唐山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均曾在唐山所辖的县、市、区担任重要职务。其中,范绍慧任唐山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之前,曾在唐山滦南县、乐亭县和钢铁重镇、经济大市迁安市任职,其中在迁安市任市委书记。赵山在任唐山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之前,曾在唐山市路南区、遵化市任职,其中在遵化市任市委书记兼清东陵旅游区党工委书记。刘桂东任唐山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之前,曾在迁西县、迁安市和唐山市路南区、路北区任职,其中曾在迁安市任市委副书记、市长,在路南区和路北区均任区委书记。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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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6-05-24 06:0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