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城市化的“人口漩渦”
20世紀60年代，“亞洲四小龍”在短時間內實現了經濟騰飛，“東亞模式”吸引了世界的目光。在此期間，韓國在世界經濟膨脹的背景下推行了依靠國家與跨國企業緊密結合的發展戰略，創造了“韓國奇跡”，自此，韓國正式踏上了城市化和工業化之路。不同于其他國家的城市化，韓國在此過程中呈現出“單極化”的特點，首都首爾成了“眾矢之的”，承擔起了韓國邁向現代化的重要使命。
早在二戰時期，得益于統治者們商人、企業家和地主的社會角色，韓國就在日本的耳濡目染下懵懂地開始了城市化的進程。戰后，獨立的韓國不僅將原有的發展成果進一步深化，還將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功能優化層面，越來越多的二級城市成長起來，首爾的功能漸漸被分擔，大都市區面積不斷擴大，功能愈加健全。
韓國對外經濟研究院院長李景臺2008年訪華時曾表示，韓國的城市化有兩個特點。第一，城市化速度快。1960-1970年間，韓國城市人口以每年5.6%的增長率遞增，到1970年底，全國城市化率達到50.2%。到了20世紀80年代，韓國已經基本完成了城市化進程，實現了從農耕社會向商業社會，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變。據統計，1960-1980年間，全國城市的數量由27個增加到了40個，城市人口達到了2143萬，占總人口數的57.3%。僅用了二十余年，韓國就蛻變成一個現代化國家。
第二，韓國在城市化過程中人口集聚現象嚴重。據統計，1980年韓國城市每平方公里人口的數量為4587人，首爾更是達到了13343人，連大阪和紐約都難以望其項背。大量的勞動力涌入首爾，為其建設添磚加瓦的同時，也慢慢改變著當地的經濟模式和意識形態。
首先，當地的產業類型發生了變化，輕工業受出口導向發展模式的刺激得到很大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首當其沖；其次，城市人口性別比例失衡，大量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更加青睞女工，全國的男女比例平均值一度達到99.2∶100；第三，貧富差距拉大，階級矛盾凸顯；第四，文化融合造就意識形態變化，地方保護主義思維升級。
“首爾效應”
2000年來首爾一直是朝鮮半島的首府，這是首爾多年來扮演的歷史角色。然而，中央集權的統治史并不是首爾人口膨脹的唯一因素。韓國政府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實施的一些人口政策和經濟戰略遠遠超過了歷史對首爾的影響。為了配合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20世紀六七十年代，韓國政府在首爾建設了兩個工業區，一個位于京畿道，一個位于慶尚道，首爾對其他地區人口的拉力初步形成。在此期間，韓國政府的富農政策效果不甚理想，二元經濟效應凸顯，城鄉差距日益擴大，對本地區居民產生了推力。兩種效應的綜合作用導致大量的農民遷移到了城市，首爾的城市規模再一次被擴大，韓國人口單極化現象進一步加劇。當時，大約有1/4的居民居住在首爾及其周邊，其中又有一半的人集中在大都會地區。
1964年，韓國政府在首爾投資興建了國內首個出口工業區——九老洞工業區，1967年，另外一個工業區也在首爾正式開工。工業區的興建吸引了大量的出口導向型企業入駐。1970年，慶尚北道開始籌建綜合鋼廠，龜尾市籌建了一個電子工業園區。同年，現代集團在慶尚南道蔚山地區開設了造船公司，之后又在該地成立了一個汽車配件公司。1974年，一個為支持軍工行業而規劃興建的機械化工業區在昌原揭牌。
于是，勞動密集型的輕工業區集中在了京畿道，而資本密集型的重工業區集中在了慶尚南道和慶尚北道。通勤時間，年輕的女工們蜂擁至京畿道，開始她們一天的工作——制造服裝和電子零部件。這種模式運行一段時間后，人們發現了一個特殊的現象：首爾地區的男女比例嚴重失調。據統計，1985年，首爾的男女比例為86.9∶100，而其他輕工業密集地區的人口比例也呈現這樣的趨勢，重工業地區則恰恰相反。這種強烈反差表明，對于首爾地區而言，輕工業吸引到的女性要比重工業吸引到的男性數量多，女性移民的總規模大于男性。
20世紀70年代，首爾市第一次出現了自然增長（出生）超過社會增長（移民）的現象，人口反向流動（從首爾流向周邊城區）開始。到了80年代，新型城鎮應運而生。與此同時，首爾市經歷了另外一場結構性的變化，即城市功能再配置。在此之前，幾乎所有的功能區都集中于首爾市的市中心，是典型的單核城市。由于人口遷移方向的變化，城區面積不斷擴展，城市功能也獲得了第二次配置的機會，1963年功能區再配置后，多核心的城市架構逐漸形成。
“后城市化時代”的新問題
韓國的城市化為廣大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寶貴的經驗，但也出現了很多問題。
首先，城市化過程中地方保護主義情緒激增。前文曾提到，韓國的工業化政策需要在某些地區創建新型工業區，這導致了大量的工人涌入市區。在為城市化加速的同時，這部分人口與本地人口的融合也改變了當地人口的民主意識和政治觀念，地方保護主義和地方主義情緒與日俱增。例如，在1987年的總統選舉中，每個地區都只支持本地區的候選人，這種現象在1988年的普選、1989年的大選和1996年的普選中都有所體現。
其次，城市貧民隊伍擴大。早在殖民地時期，城市貧民階層就已存在。20世紀60年代，這一階層的人口數量達到空前水平。1964年，首爾的棚戶區數量為8.4萬個，之后由于貧富差距的不斷拉大，棚戶的數量以每年10%-15%的速度增長，1970年到了18.5萬個。一個由首爾自治政府1979年進行的調查顯示，貧困人口占全體市民的22%，按照韓國當時的居住權保護法標準計算，有20萬人被劃為貧困人口。
最后，棚戶區清理受阻。有韓國學者曾經上交過規劃棚戶區的提案。提案指出，城市發展情況的判斷不僅要考慮到棚戶區的搬遷率，更要考慮棚戶區居民搬遷后的居住狀況。棚戶區居民大都沒有穩定的工作，他們有的是不法商販，有的靠為他人打零工為生，因此，搬遷意味著很多棚戶區居民失去了原有的生存環境，喪失了收入來源。在這種背景下，棚戶區規劃遭到了嚴厲抵制，1971年8月光州地區的棚戶區騷亂就是一個最具代表性的案例。
張曉晨根據Hiroshi Hashiya 《韓國與臺灣——新興工業體的城市化探索》、大眾科學《韓國城市化快速發展時期的特點與問題》綜合編譯（《財經文摘》06/04/2010）